虚拟货币挖矿，本质是通过大量计算能力争夺记账权，从而获得新发行货币的过程，2009年比特币诞生之初，普通电脑即可参与，但随着“矿工”数量激增，挖矿难度呈指数级上升，专用集成电路（ASIC）矿机、大型矿场成为主流，这一过程曾被视为分布式技术的实践，甚至有人将其类比“数字淘金”，带动了硬件制造、芯片设计等相关产业发展。
繁荣背后隐藏的代价逐渐凸显，以比特币为例，其挖矿依赖“工作量证明”（PoW）机制，矿机需7x24小时高速运行，消耗电力惊人，剑桥大学替代金融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比特币挖矿年耗电量约1500亿千瓦时，相当于整个俄罗斯用电量的1.5%，或15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除了能耗，挖矿还带来电子垃圾激增（矿机迭代周期短，淘汰设备难以回收）、局部地区电力紧张（如某些依赖“挖矿产业园”的地区曾出现工业用电受限）等问题，使其成为全球关注的“能耗巨兽”。
围绕“虚拟货币挖矿是否应暂停”的争议，本质是经济利益与公共资源、短期收益与长期可持续性的碰撞。
支持暂停的声音认为：挖矿的“负外部性”远超其经济价值，能源浪费与“双碳”目标背道而驰，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高耗能的挖矿活动与绿色低碳转型形成尖锐矛盾，尤其在中国“3060”双碳目标下，曾被称作“能耗黑洞”的挖矿行业首当其冲，2021年，中国内蒙古、青海等地叫停加密货币挖矿项目，正是基于这一考量，挖矿可能冲击能源安全，部分地区为吸引矿场，提供廉价电力，甚至挤占居民用电、农业用电指标，违背“能源为民”的原则，虚拟货币价格波动剧烈，挖矿收益高度依赖币价，一旦市场下行（如2022年加密货币寒冬），大量矿场关停可能引发产业链失业、坏账等金融风险，形成“资源空转”的泡沫经济。
反对暂停的声音则强调：挖矿并非“原罪”，关键在于引导而非“一刀切”，挖矿是区块链产业的底层基础设施，为比特币等加密货币提供安全性和去中心化特性，若全面暂停可能削弱中国在区块链技术领域的探索潜力，挖矿产业带动了就业和税收，尤其在能源资源丰富、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如部分西部省份），挖矿曾成为地方经济的新增长点，随着技术进步，部分矿场已开始探索“绿色挖矿”，如利用水电、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甚至将挖矿余热用于供暖、农业大棚，实现能源的梯级利用,不应简单否定其创新价值。
“暂停与否”并非非黑即白的选择题，而是考验监管智慧的“平衡术”，全球各国对此态度不一：冰岛、哈萨克斯坦等能源丰富的国家曾一度欢迎挖矿，但后来因能耗问题开始限制；欧盟通过《加密资产市场法案》（MiCA），要求挖矿活动披露能源消耗；美国则将挖矿纳入电力监管范畴，鼓励可再生能源挖矿。
中国的探索具有代表性，2021年9月，国家发改委等部委将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列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淘汰类，标志着全面叫停，这一决策背后，是对“能耗优先”发展模式的反思，也是对“科技向善”的坚持——与其让资源消耗在无实际价值的“虚拟挖矿”上，不如将电力、算力投向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更能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领域。
完全“一刀切”也可能带来新的问题，如矿场转移至监管薄弱地区，反而加剧全球能耗和监管难度，更合理的路径或许是“分类施策”：对高耗能、低效率、违规使用工业用电的挖矿项目坚决取缔；对探索绿色能源、技术创新的挖矿实验给予一定空间，引导其服务于实体经济（如利用闲置算力进行科学计算、AI训练等）。
虚拟货币挖矿的争议，本质是新技术与旧规则、短期利益与长期发展的矛盾，随着区块链技术的演进，“工作量证明”（PoW）机制正逐渐向更节能的“权益证明”（PoS）等机制过渡（以太坊已于2022年完成合并，能耗下降99%），这为挖矿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技术可能。
对于中国而言，虚拟货币挖矿的“暂停”并非终点，而是产业升级的起点，应继续严控高耗能挖矿，防止资源浪费；可鼓励科研机构和企业研究绿色区块链技术，探索算力资源的高效利用路径，让“算力”从“挖矿工具”变为驱动数字经济的新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