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月初，余秀华与邬霞的网络骂战引发文学圈的讨论，文人吵架从来不是坏事，围观她们吵架总比看明星八卦有趣多了，更何况还是两位女诗人。
因为这次隔空骂战，让公众知道了邬霞的现状。
她正在经历着人生的黄昏，贫穷的生活反复折磨着这位从流水线上下来的女诗人。
她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离婚、单身妈妈、赌博且出轨的前夫、父亲重病自杀未果、深圳城中村涨价的房租、两个女儿即将面临没钱上学的困境，67岁的母亲李金秀要靠捡垃圾维持生计……一直没有钱这件事，快要把她逼疯了。
接通邬霞电话时，她刚刚到家不久。每天早晨她要坐公交车送小女儿上学，然后独自到公园溜达一圈。
彼时深圳的天气已经相当炎热，三十多度的高温，阵雨总在不经意间袭来。潮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大雨将落的低气压，像极了某种说不出口的委屈。
写作这件事，救不了邬霞一家人，可是写作是这位女诗人贫苦生活的精神出口。
5月12日，事发一周后，邬霞写了一篇名为《一个奇丑无比的女诗人给倾国倾城女诗人余秀华的道歉书》以此道歉，连说三遍“对不起”。
骂战起因是邬霞在自己号上写了篇文章，余秀华亲自给她留言，称她“你写得太差，所以没有第二次出版，你要好好读书，你差太远了！而且不要天天拍照片，你不好看，你在以色示人，该死”。
邬霞反击余秀华“缺乏口德，像个泼妇”，言语不和，两人在留言区互撕起来，好一派热闹景象。
几天后，邬霞坦言几年前写余秀华的几段话，不存在辱骂，毕竟那部纪录片就叫《摇摇晃晃的人间》，更不可能瞧不起残疾人。
“如果我是在骂她，我根本懒得解释，可余老师骂我是真的有侮辱性的字眼，也骂过我的女儿。”
作为旁观者，不做评判。
邬霞感到委屈的是，明明被人骂了，怎么还被说是蹭流量想出名，明明生活还是老样子，粉丝还是寥寥几千，连破万都没到，这场骂战并未给她带来多少流量。
更值得思考的是，大家为何只爱看她们吵架，却不愿关心丝毫邬霞这种底层打工作家的女性困境。
人生不光苦，苦人之间还要互相斗。
在这之前，邬霞与余秀华仅有过两次交集，参加《鲁豫有约》录制，到天津大剧院朗诵诗歌，两人没有任何过节。
余秀华嘲讽邬霞“以色示人”，不过是邬霞的文章，几乎都会配上自己的照片，下方会用几行小字记录当天照片背后的实况。
邬霞坦言文章用自己的照片配图也是没办法，她听朋友讲用网络照片会侵权，便让大女儿给自己拍照，如今小女儿拍的多一些。
拍照的时间也就几分钟，因为她还要忙着给两个女儿做饭。
这些照片看起来朴实无华，邬霞身上穿的衣服都是母亲李金秀在外面捡回来的，她前几天照片抱在怀里的粉色玫瑰花也是从垃圾堆捡的。
邬霞抱着母亲捡来的花拍照| 受访者供图
没有精致妆容，没有构图，只有一张忧郁苍白的脸，有人让她找个好看背景拍照，她回复四个字：
“没有背景。”
对话时，我说这个回答很妙，一语双关。邬霞笑个不停，表示赞同，称要把这个对话写进自己正在写的非虚构新书中。
她是挣扎在生存温饱线上的底层写作者，邬霞试图借写作与命运抗争。
这个过程是漫长而满足的，时而伴随着焦灼、无奈。
年轻时的邬霞与父母| 受访者供图
邬霞说自己是一个没有故乡情结的人，乡愁在她这里不存在。
在深圳生活了快30年的她，偶尔会想念自己的老家，四川内江市潮水村是邬霞的来处。
村子里没有河流，她不明白村名的由来，也同样不明白离自己村子几里路的隔壁村那座桥为何叫杀人桥，她打算下一部悬疑小说的名字，就叫《杀人桥》。
邬霞是第一代留守儿童，父母都去深圳打工了，她和妹妹被送去了外婆家，和舅舅家的表姐表妹一起玩，也不会觉得孤单。
小时候的邬霞和妹妹| 受访者供图
父亲去到深圳打工一年后，就回老家了，因为心底放心不下两个女儿。
尽管家庭贫困，但父母都给了邬霞最好的爱，没有农村常见的重男轻女，童年还算幸福。
14岁那年，读初二的邬霞开始想念自己的母亲，她站在教学楼的走廊上，望向前面的马路，很希望妈妈突然出现在那里。
也许是本身学习成绩不好，数学从未及格过，继续读下去也考不上大学的现实；也许是过于思念独自在深圳打工流浪的母亲，这一切因素让邬霞决定辍学。
父亲邬发洲对女儿的学习方面不是很在乎，他觉得女孩子只要能够写信就可以了。
少女时期的邬霞与父母| 受访者供图
远在深圳的母亲李金秀知道女儿辍学的事情后，哭了整整一夜，她觉得女儿不继续读书很可惜，也害怕女儿坠入和自己相同的命运。
1996年秋天，年仅14岁的邬霞离开家乡四川内江，和大娘的三女儿一起坐上了去往深圳的绿皮火车，那座到处是高楼大厦的遥远城市。
到了深圳后，邬霞才了解到原来父母拍照的背景不是真正的高楼大厦，而是照相馆的一块背景布，她原本还以为母亲李金秀过上了体面的城里人生活。
年轻时的李金秀，光彩照人| 受访者供图
还没等邬霞回过神来，她就稀里糊涂地进了厂，少女时光戛然而止。
母亲李金秀带着邬霞进松高制衣厂时，托人帮忙才让女儿混进去，她个子矮、皮肤黑、身形瘦，直筒式的工衣遮住娇小的身躯。
上班不能说话，女工们个个面无表情，自顾自地埋头重复手里的动作，像是没有灵魂的机器。
流水线制衣厂工作时间非常长，一天站着工作十几个小时不能坐，下班后脚底和腿剧痛无比。
邬霞在进厂一周后通宵加班，一分钟都没休息，她感觉自己气短、腿脚麻木就要昏倒。
工作服湿透了，她擦掉头上的汗，继续加班。旁边有个女孩年龄和她差不多大，痛苦到一直在叫“妈妈”。
邬霞一抬头就能看见自己的妈妈，可一想到母女二人都在同一场域受苦，心里就很难过。
邬霞之前在天桥右边的厂区干活| 受访者供图
在松高制衣厂四年时间里，邬霞哭了200多次，她每天都害怕去上班。
一走进车间，她就双腿发软，除了漫无休止的流水线劳作，有时还会被当众谩骂，那关乎尊严。
在女工宿舍，邬霞从不主动和人说话，大家都觉得她性格古怪，其实是她的想法和她们不同，心比天高的她总认为自己活着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温饱，生活应该不止于此。
枯燥辛苦的流水线劳作，让邬霞苦不堪言，她产生了写小说的念头。
进厂之后，她看过中国台湾女作家的言情小说，16岁的邬霞开始在废纸上编织爱情故事，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人生第一篇小说《三角恋》，后来又扩写成一个长篇，反反复复写了三遍，改名为《破镜重圆》。
在厂里写小说的时间全是她挤出来的，工厂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往嘴里迅速塞几口饭后，邬霞就从饭堂跑回宿舍，为了节省时间，她把碗交给妈妈洗。
跑回宿舍后，她连气都来不及喘一口，就拿起笔拼命写写写。
晚上下工回到宿舍，当舍友们都睡去后，邬霞还在奋笔疾书，写到凌晨两点，早晨七点半再起床去上班。
邬霞站在工厂对面拍的工厂| 受访者供图
在她的小说里，女孩们都过得比她幸福，写作成为邬霞的精神支柱。
千禧年，邬霞开始在打工刊物发表文章。在《湛江文学》发表，一篇150元的稿费，有一次她取了稿费在西乡公园给父亲买了一件背心。
2007年，从工厂离开后，邬霞得到去广州鲁迅文学院学习的机会。
在鲁迅文学班，她第一次接受正统的文学指导与练习，知道了什么叫纯文学、非虚构写作。
那一个月，是邬霞来到深圳后过得最快乐、舒心的时光。
老师温和谦逊，讲课水平很高，她的写作水平有了提高。同学们也很友好，下课后，大家会相约一起吃饭、唱歌，邬霞唱歌好听，她从小喜欢唱歌，听杨钰莹，也听韩宝仪。
小时候的她第一个梦想是当歌星，那个时候邬霞还不知道有作家这个职业。
她躺在柔软宽敞的床上，觉得这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也想起在工厂的某些时刻。
下班后，女工们都睡去了，外面的月光皎洁无比，邬霞会悄悄地下床，穿上吊带裙，蹑手蹑脚地溜进女厕所，月光照在铁窗玻璃上，她对着玻璃看见穿吊带裙的自己蛮好看。
一个月的时间飞驰而过，邬霞结束了鲁迅文学院培训班的学习。
回到深圳后，她在出租屋以自己做女工的真实经历，写下了那首代表诗歌《吊带裙》。
“包装车间灯火通明/我手握电熨斗/集聚我所有的手温/我要先把吊带熨平/挂在你肩上/不会勒疼你/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多么可爱的腰身/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
邬霞喜欢穿吊带裙，那是她想象中美好事物的隐喻。她心气比一般打工妹要高，想着自己总会过上好日子，嫁一个有房有车的男人，而不是在工地上干活的人。
毫不意外的是，邬霞最终还是嫁给了后者。
邬霞穿着最爱的一条玫红色吊带裙 | 受访者供图
对方是通过文友介绍的，朋友说他人品好，包工程，爱打点小麻将，没有钱。
邬霞心想朋友把他说得那么好，便决定和这个人交往试试，就算他是个穷男人，也可以经历从无到有，从苦到甜，在深圳快乐地生活。
她没等到这一天，还发现自己怀孕了，对方让邬霞把孩子生下来，说他会照顾，结果整天泡在麻将馆。
她想分手，最后在身边人劝说下停止了这个念头。
2011年，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因为要报销一部分费用，她才跟着他回老家领了结婚证。
28岁的邬霞不知道的是，自己的命运即将跌落谷底。
没有婚礼，没有彩礼，只有无尽的隐患，原来婚前朋友口中的“他爱打点小麻将”是赌博。
女儿生下来后，没钱买奶粉喝，也从没穿过新衣服，都是捡别人穿剩的，因为衣服太大穿上直往下掉。
邬霞原本想的是，结婚后丈夫可以承担生活开支，自己的稿费给父母。
现实是丈夫天天和狐朋狗友打麻将，不给一分生活费，自己全天带孩子，写作时间少得可怜。
微薄的稿费支撑不了生活，要靠爸妈接济，自己所剩不多的几千块稿费全部被丈夫拿去赌博输光了。
怀第二个孩子时，家里人都劝她不要生，邬霞舍不得，坚持要生下来，丈夫对邬霞说：“你要是再生个姑娘，你就自己养。”
小女儿出生后，无情的丈夫说到做到，连一句关心和问候都没有，真的让邬霞自己养。
她一人照顾两个女儿，分身乏术，还得想着写东西赚钱。
这段婚姻走到第五年时，邬霞吃尽了苦头，看不到一点希望，她终于在发现丈夫出轨后，下定决心离婚。
邬霞和两个女儿| 受访者供图
赌博、出轨和家暴，犯一样邬霞都应该和他离婚，更何况这几样他都犯齐了。
没有稳定工作，邬霞只拿到小女儿的抚养权。
她直言，自己和他没有爱情，好像也根本没有经历过婚姻。
人到中年，生活的重锤从未想要饶过她。
贫穷与疾病常常相伴而生，2013年，邬霞的父亲邬发洲被诊断出糖尿病、脑梗塞、胆结石、高血压等九种疾病，还患有重度抑郁症。
为了不拖累家人，父亲吃了老鼠药自杀，还好被送到医院救了回来。
父亲邬发洲几十年前就得过抑郁症，在看着家里越过越穷，两个女儿都经历了不幸的婚姻、离婚后，每天思虑过重，便旧病复发。
年轻时的父亲，意气风发| 受访者供图
生活很苦，苦到超乎人们的想象。
写作15年，家里还是一贫如洗。
曾经在制衣厂重复劳作的女工，坚信只要坚持写下去就能冲破阶层困境，但现实冰冷且无情。
邬霞想要放弃，可是命运向来不由分说，2014年，导演秦晓宇打算拍一部纪录片电影《我的诗篇》，邬霞的诗歌《吊带裙》被选用。
导演带着摄制组来到邬霞家时，向来节俭的李金秀，差点激动地要去理发店烫头。
邬霞的衣柜里装满了各种吊带裙，有20块钱一件的，也有15块钱的，这些便宜的地摊货，承载着她心底的浪漫。
纪录片《我的诗篇》片段
在纪录片拍摄过程中，灯光师对邬霞说：“你好好配合，明年这部电影要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到时候你就不用住这个房子了。”
邬霞相信了，她期待着自己可以住上明亮、宽敞，不需要合租的房子。
2015年，《我的诗篇》上映，主角是乌鸟鸟、邬霞、吉克阿优、陈年喜、老井、许立志六位打工者。
他们是工人、农民，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置身于幽深的矿井与轰鸣的流水线，根本没时间让位给悲伤。
邬霞是这部纪录片里唯一的女主角，她穿着自己最喜欢的一条前短后长、玫红色吊带裙走上电影红毯，这是她在深圳地摊上花了70多块钱买来的。
平常不穿高跟鞋的她走起路来一摇一摆，不像在场的女明星那般优雅。
她的另一边，女主持人在热情地采访刘亦菲和宋承宪，邬霞抿着嘴唇非常紧张。
这年，她33岁。
有人告诉邬霞，“今晚过后，你或许就能找到一份心仪的文字工作”。
她满怀希望，希望借此能找到一份稳定的文字工作，获得大女儿的抚养权。邬霞虽然没钱，可仍然坚持要把两个女儿都带在身边。
作为曾经的留守儿童，她深知孩子没有妈妈在身边的那种感觉，只要一想起就觉得心痛。
电影节之后，邬霞录制了《鲁豫有约》和《冷暖人生》，还上了央视五一特别节目《工人诗篇》，那是她前半生人生最高光的一年。
遗憾的是，当聚光灯消失后，邬霞的人生没发生多大变化，她去找工作，对方一听说她连初中学历都没有，便没了下文。
邬霞没有学历，难以找到体面的工作，也就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
期间，她去一家电子厂做文员，短短5个月工厂倒闭，拖欠工资。邬霞辗转于好几个工厂，还做过仓库管理员、前台、摆过摊，均以失败告终，她迫切地想谋一份安稳的工作而不可得。
她也发表过一些作品，但写作依然没有多大起色，关注的人寥寥无几。
邬霞知道自己在写作上并非天赋型选手，需要努力练习，多写多练才可发生质变。
邬霞在用第二台280元的电脑写作| 受访者供图
邬霞过去和家人住在深圳破旧逼仄的城中村，阴暗、潮湿、每天晚上与合租的人抢冲凉房，因水电费的事情被骂。
母亲有时哭得缓不过气，就怪女儿，如果不是她为了写作来深圳租房，就不会受别人的气。
人们都说深圳遍地是黄金，可是邬霞只知道自己的母亲在捡垃圾。
母亲李金秀之前一直在饭店洗碗，每月工资3000多元，去年邬霞的妹妹喊母亲去带孩子，闲暇时李金秀就去捡垃圾，能赚个1000块。
邬霞的很多衣服、耳环、玩具、电风扇、吃饭的茶几……都是母亲捡来的。
在“捡回来”的出租屋里，一家人相依为命。
邬霞不写点什么的话，她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不知道靠什么支撑活下去。
时代发展迅速，深圳更是如此，可邬霞家的条件从来没有改善过。
她原本梦想着自己成为畅销书作家，能让一家人住进明亮干净的房子，她可以拥有一个自己的书房，安静写作。
刚来到深圳时，邬霞租住在一个叫翠景花园的地方，名字听起来像高档小区，实则是一片老旧破败的农民房，墙上全是草，她打趣似地说：“我看应该叫翠景草原。”
邬霞性格很好，即便被生活压得要喘不上气，依然爱笑。
她和家人在翠景花园住了20年，直到深圳改造旧房，原本的农民房要重建为公寓，租给光鲜亮丽的白领们。
在这其中，邬霞与一家老小是挪移者，她们被驱赶后，要想方设法找寻新的容身之所。
从2021年至今，邬霞一家人都住在深圳宝安区共乐村，这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社区人口异常密集，被称作握手楼，悬在半空的电线乱七八糟得缠绕在一起。
每天早晨，电动车、三轮车、来来往往的人群穿梭在此，挤得根本走不动。
共乐村这条小巷进去白色平房是邬霞的家| 受访者供图
住在这里，生活相对便利，有超市、水果店、卤肉熟食店、菜鸟驿站……
邬霞的家在共乐村更深处，找起来不是件容易的事，七拐八拐才能到达，外卖小哥和快递员给她打电话要说半天才能找到，或者干脆就找不到，要不然就送到另外一个地方。
她住在下塘129号，他们就送到上塘129号，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她已习以为常。
不停上涨的房租让邬霞压力倍增，2021年5月9号，刚搬到共和村的时候，每个月2900元，原本说好租够一年加100块，没成想一年后，房东要涨600块，在反复交谈后，最后以3250元续租。
房子后面，邬霞每天在这面烂墙前拍照和录读诗视频| 受访者供图
她有一首名叫《出租屋》的诗，记录下了住处的恶劣环境之一。
“出租屋见证着时间的流逝/它的墙皮已经脱落/老鼠、蟑螂、蚊子来去自由/我偶尔会嫌弃它/也得感谢它/收纳了我们”
深圳的高楼大厦，与她无关。住在烂房子里，邬霞也不想回老家，有时她想象一下要回到农村，就感觉脊背发凉。
这些年，邬霞只回过两次老家，内江的天总是雾蒙蒙的，她很不喜欢。
她贪恋深圳的好天气，这里的夏天如此漫长，可以穿很长时间的裙子。老家的气候也不适合父亲养病，很少见到太阳，空气中总弥漫着一股化不开的雾气。
大女儿的户口在前夫那里，回到老家没法上学。父亲的身体也会越来越糟，可能连命都没了。
“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邬霞对这句话深有体会。
邬霞一家人| 受访者供图
在邬霞的记忆里，自己一直为钱纠结。
她是一个只有生存，没有生活的人，常年卧病在床的父亲日渐消瘦，邬霞和母亲、妹妹轮流照料，按时带着去医院做检查。
邬霞努力截断“留守儿童长大成为打工者，再生下下一代留守儿童”的命运循环，她循环了母亲李金秀的命运，也害怕两个女儿步自己后尘。
她靠自学拿到了大专毕业证书，为了深圳户口让孩子读公立学校，邬霞还考了两年工程管理证，书很厚，题很难，考的人很多，她考了两次都失败了，为了考证还榨干了这几年的写作时间。
两个女儿现在在读民办学校，离家远、学费贵。她6点55分和孩子出门，如今大女儿读初中了，不需要她去送，她坐公交车送小女儿上小学。
邬霞和两个女儿
回到家后，她给卧病在床的父亲做完饭，就做做家务，收拾一下“捡回来”的家，打开从维修店买来的280块旧电脑开始写作。
邬霞如今手里这个旧电脑，是第二台280元的电脑，第一台已经坏掉了。
她不知道自己能支撑这个家多久，只知道如果日子继续这样贫苦，是绝对没有钱供两个女儿读高中的。
大女儿喜欢画画，她在想是否可以让孩子学个手艺，可以自己开店，总归不能和自己一样，走上打工的命运，过暗无天日的闭塞生活。
她已尽力拖拽，不让两个女儿成为深圳的第三代打工者。
大女儿画的画| 受访者供图
邬霞说自己一点也不留恋活着，更不愿意像爸爸那样将来变成一个卧床老人，完全失去掌控自己身体的本能，失去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邬霞如今每天早晨6点20分就要起床，第一件事是要给小女儿烧开水，学校无法直接打开水，要在家里烧开水放凉，再倒进杯子里。
与以往不同的是，最近小女儿的书包里还多了一个鸡蛋。
前些日子，邬霞带着瘦小的小女儿到一儿童健康机构查身体，孩子的骨龄相比于同龄人偏大，这意味着要长高的话，存在困难。
医生建议每天给孩子吃个鸡蛋，补充蛋白质，邬霞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以前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她内心倍感懊悔。
2018年，邬霞和两个女儿。那是邬霞最后一次烫头发，对话时，她说花几百块舍不得，养孩子越来越吃力| 受访者供图
我问邬霞，走到今天，已经是自己拼尽全力的结果了吗？
“不是，我会继续拼命，寻找出路的”，邬霞这么回答，她是石头缝里开出的野花，夹缝求生。
邬霞最近送完小女儿上学，坐公交车回家时会先到宝安公园走一走，为了正在写的非虚构新书她几乎黑白颠倒，身体有了不舒服的信号。
5月17日，邬霞在宝安公园| 受访者供图
她是别人眼中“可怜的女作家”，也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平日里邬霞喜欢唱歌，也许是为了躲避现实生活的重压。
听韩宝仪的歌时，沉浸在其中，邬霞暂时忘却自己没有钱没有烦恼的现实，感觉活着也蛮好。
当音乐结束，一切照旧，共乐村的嘈杂声与父亲的叹息声一同袭来，邬霞又要为明天的饭碗发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