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币挖矿作为比特币网络的核心基础设施,曾一度被视为“数字淘金热”的代名词，这个行业经历了从边缘试探到野蛮生长，再到政策高压下的全面退潮的戏剧性过程，国内政策对比特币挖矿的态度转变，不仅折射出对虚拟货币监管的逻辑演变，更反映了在能源安全、金融稳定与产业转型等多重目标下的政策权衡。
比特币挖矿在中国的发展始于2013年前后,当时，国内电力资源丰富、电价低廉的地区（如四川、云南、内蒙古）成为挖矿的理想选址，大量矿场和矿工涌入，形成了全球最集中的比特币算力集群，政策层面，早期监管部门对挖矿的态度相对模糊：虚拟货币尚未被纳入金融监管框架，挖矿被视为一种“信息技术服务”或“硬件研发”的边缘业务；地方政府为拉动GDP，对高耗能的挖矿项目持默许甚至欢迎态度，部分地区将其列为“招商引资项目”。
这一时期,中国比特币算力占全球的比例一度超过70%，形成了从芯片设计、矿机生产到矿场运维的完整产业链，野蛮生长背后的问题逐渐显现：挖矿行业消耗大量电力（据剑桥大学数据，2020年全球比特币挖矿年耗电量相当于中等国家全年用电量），部分地区甚至出现“矿挤民”现象，导致居民用电紧张；挖矿带来的高利润吸引资本脱实向虚，与实体经济争夺资源。
随着虚拟货币价格波动加剧和金融风险凸显,国内政策对挖矿的态度开始转向严格监管，2017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明确指出“代币发行融资本质上是一种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行为”，要求“各运营平台立即开展清退工作”，尽管这份文件主要针对ICO（首次代币发行），但首次将挖矿与“非法金融活动”关联，为后续监管定调。
2020年,中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能耗双控成为地方政府考核的核心指标，比特币挖矿的高耗能特性与政策目标直接冲突，监管逻辑从“金融风险防范”转向“能源结构调整”，2021年5月，国务院金融委会议强调“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内蒙古率先出台《虚拟货币“挖矿”项目清退工作方案》，要求年底前关停所有挖矿项目，随后，四川、云南、新疆等挖矿大省相继跟进，全面清退矿场。
2021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明确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并要求“严格禁止新增虚拟货币挖矿项目，全面清退存量挖矿业务”，这份文件标志着国内比特币挖矿政策进入“全面禁止”阶段，监管力度达到顶峰。
政策落地后,国内比特币算力急剧外流，据剑桥大学数据，中国在全球比特币算力中的占比从2020年的75%降至2021年的零，大量矿工转向海外，如哈萨克斯坦、美国、伊朗等电力资源丰富或监管宽松的国家，海外转移并非一帆风顺：部分国家因电网不稳定、政策反复等问题导致矿场运营困难；而国内矿机厂商则面临订单萎缩、技术出口受限等挑战，产业链被迫重构。
国内对比特币挖矿的严格监管,本质上是多重政策目标的权衡结果：
比特币挖矿在国内的兴衰,是中国虚拟货币监管的一个缩影，从早期默许到全面清退，政策调整始终围绕国家核心利益展开，随着全球虚拟货币监管趋严，中国通过严格政策守住了金融安全和能源安全的底线，也为全球虚拟货币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随着区块链技术的不断发展，如何在规范与创新之间找到平衡，仍是政策制定者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