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币挖矿作为支撑区块链网络运行的核心环节，需要消耗大量计算电力，其布局始终与能源资源、政策环境紧密相关，中国曾是全球比特币挖矿的中心，但自2021年起政策转向后，格局发生剧变，回顾历史，中国比特币挖矿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类地区，其分布逻辑深刻反映着“能源导向”与“政策调控”的双重作用。
在政策收紧前，四川和云南是中国比特币挖矿的“绝对核心”，占比一度超过全国50%，这两地最大的优势在于丰沛且廉价的清洁能源——水电，尤其每年丰水期（5-10月）的水电过剩，为挖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低成本电力”基础。
四川作为“水电王国”，拥有众多中小型水电站，这些电站的电力在丰水期难以完全并入主网，常以低价“余电”形式出售，恰好契合了挖矿对“稳定、低价电力”的刚需，当地不少水电站甚至直接与矿场合作，将原本可能浪费的电力转化为挖矿收益，云南则依托金沙江、澜沧江等流域的水电资源，形成了滇西、滇中等挖矿集群，部分矿场还布局在偏远山区，就近利用小水电。
这种“水电挖矿”模式不仅降低了矿工的运营成本，也让清洁能源找到了新的消纳渠道，其弊端也十分明显：丰水期电力过剩导致挖矿算力激增，枯水期则因水电减少算力大幅波动,稳定性不足。
除了水电，新疆、内蒙古等传统能源富集地也是早期挖矿的重要分布区，这些地区煤炭资源丰富，火电成本低廉，且地广人稀、气候寒冷，有利于矿机散热（高温环境下矿机易降频甚至损坏）。
新疆依托准噶尔盆地、吐鲁番盆地的煤炭基地，建成了多个大型“火电矿场”，部分矿场甚至与当地火电厂直接合作，实现“发电-挖矿”一体化，内蒙古则凭借丰富的煤炭资源和相对宽松的电力政策，形成了以鄂尔多斯、包头为中心的挖矿集群，算力一度占比全国近20%。
但火电挖矿的争议较大：火电成本虽低，但碳排放较高，与全球“碳中和”趋势相悖；这些地区电力外送通道有限，大规模挖矿可能挤占居民和工业用电，引发“电力挤占”问题,政策层面对火电挖矿的管控也更为严格。
2021年6月，中国央行等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的通知》，明确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要求全面关停境内挖矿项目，这一政策直接导致中国比特币挖矿“急刹车”。
四川、云南等地的水电矿场率先被清退，大量矿机被迫外运；新疆、内蒙古的火电矿场也因政策收紧陆续关停，据剑桥大学比特币耗电指数数据，中国比特币挖矿全球占比从2020年的约65%骤降至2021年的几乎为零，算力向海外转移成为必然趋势。
中国境内已无大规模公开的比特币挖矿活动，曾经的“挖矿中心”如四川、云南等地，电力资源更多转向了数据中心、新能源充电桩等合规领域，而海外，美国（依托德州页岩气、加拿大水电）、哈萨克斯坦（火电）、伊朗（低价火电）等地接过了中国挖矿的“接力棒”,成为新的算力聚集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