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币挖矿作为区块链产业链的“源头环节”，曾在中国一度野蛮生长，随着监管政策的急转弯与产业逻辑的重构，这一高能耗、强投机、弱合规的行业在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系统性风险，从政策明令清退到转型阵痛，从市场波动到合规压力，比特币挖矿在中国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其风险图谱也愈发清晰。
比特币挖矿在中国的高风险，首要源于政策层面的“釜底抽薪”，2021年5月，国务院金融委明确提出“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内蒙古、青海、四川等传统挖矿大省随即掀起清退潮，内蒙古直接将挖矿行业列入“淘汰类产业清单”，四川要求水电站停止向矿场供电，青海全面关停虚拟货币“挖矿”项目。
这一系列动作的背后，是监管层对“无序挖矿”的多重担忧：一是能源消耗问题，比特币挖矿年耗电量一度超过挪威全国总用电量，与中国“双碳”目标直接冲突；二是金融风险隐患，挖矿产业与虚拟货币交易深度绑定，易成为资本炒作、洗钱等非法活动的温床；三是产业资源错配，大量电力、硬件资源涌入挖矿，与实体经济争资源，不符合国家“脱虚向实”的导向。
政策风险的核心在于“不确定性”：即便部分矿场试图通过“异地迁移”或“技术升级”规避监管，但在“全面清退”的总基调下，任何合规性漏洞都可能成为被取缔的导火索，2021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明确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彻底切断了挖矿在国内的生存土壤。
政策清退后，部分矿场试图向海外或国内“灰色地带”转移，但能源与合规风险如影随形。
在海外，中亚、北美等地成为矿场“避风港”，但这些地区面临新的挑战：一是能源成本攀升，部分国家电力价格波动大，且缺乏稳定的工业用电保障；二是合规壁垒，欧美国家对挖矿的环保审查趋严，如美国德克萨斯州虽吸引矿场入驻，但对碳排放标准要求严格；三是地缘政治风险，部分政局不稳定地区存在资产被征用、政策突变的可能。
地下挖矿”则更危险：一是电力盗窃风险，部分矿场通过与地方小水电“勾结”，窃取国家电网电力，涉嫌违法犯罪；二是环保核查压力，即便使用清洁能源，若未纳入地方能源管理体系，仍可能被认定为“违规用电”；三是政策追溯风险，2022年四川丰水期曾出现矿场“死灰复燃”现象，随后被监管部门强力叫停，多名矿场主被依法查处。
所谓“绿色挖矿”（如利用废弃能源、升级节能硬件）在现实中难以落地——比特币挖矿的“哈希竞争”本质是算军备竞赛，能耗与算力正相关，节能硬件无法根本解决高能耗问题,反而可能因算力不足被市场淘汰。
比特币挖矿的经济性高度依赖币价与算力平衡，而这一平衡在中国市场已被彻底打破。
国内矿场集体出海导致全球算力激增，挖矿难度指数级上升，单个矿机的收益大幅缩水，以蚂蚁S19 Pro矿机为例，在2021年牛市时日收益可达数百美元，但2023年熊市中已不足50美元，而电费、维护成本却居高不下，许多矿场陷入“挖出来的币不够交电费”的困境。
国内挖矿产业链断裂导致矿机、矿场服务等资产贬值，2021年清退潮后，二手矿机价格暴跌超80%，部分矿场主因无法及时处置设备，最终血本无归，矿场运营中的融资风险也凸显——此前部分矿场通过民间借贷或海外融资购买矿机，在币价下跌与政策清退双重压力下，资金链断裂成为常态，甚至引发债务纠纷。
在政策与市场的双重挤压下，部分矿企试图转型，但转型方向充满不确定性。
一是向区块链基础设施服务转型，如提供节点运营、数据存储等服务，但这需要技术积累与政策支持，且国内对“区块链服务”的资质审核严格，中小企业难以进入，二是布局Web3或元宇宙等新兴领域，但这些领域在国内同样面临监管红线，如虚拟货币相关业务仍被禁止，三是转向海外市场，但文化差异、法律风险、人才短缺等问题成为转型障碍。
更深层的是，挖矿行业的“投机基因”使其难以适应合规化转型——习惯了高杠杆、快周转的矿企，往往缺乏长期技术研发与合规运营能力，一旦脱离“挖矿暴利”的逻辑,便难以找到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比特币挖矿在中国的高风险，本质是“野蛮生长”与“合规监管”不可调和的矛盾，政策明令清退、能源红线收紧、市场波动加剧，共同构成了其生存的“三重枷锁”，对于行业参与者而言，试图通过“钻空子”“打擦边球”延续挖矿逻辑，无异于刀尖舔血；而转型之路又面临技术、资金、政策等多重门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