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策规制到法院裁判的规则演进
近年来,随着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价格波动，“挖矿”一度成为资本追逐的热点，这种依托高能耗算力竞争的“数字淘金”活动，却因与能源政策、金融监管、环境保护等多重价值目标的冲突，逐渐从灰色地带走向司法前台，法院作为纠纷的最终裁判者，通过一系列典型案例，逐步厘清了虚拟货币挖矿的法律边界，为这一新兴领域的治理提供了司法指引。
虚拟货币挖矿的核心是通过大量计算资源竞争记账权,以获取虚拟货币奖励，其高能耗、低附加值的特点，与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及能源安全战略存在明显冲突，2021年9月，国家发改委等十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虚拟货币挖矿和交易活动的通知》，明确虚拟货币挖矿活动“耗能高、排放大”“对产业发展、科技进步和资源环境造成不利影响”，要求“严禁新增挖矿项目，逐步清退存量挖矿”。
这一政策直接导致挖矿活动从“默许存在”转向“全面禁止”，政策落地后，大量围绕挖矿合同的纠纷涌向法院：矿机买卖合同是否有效？挖矿收益归属如何认定？合作方违约后能否主张赔偿？这些问题既涉及合同效力判断，也触及财产权保护、公共利益优先等法律原则，成为司法实践中的新难题。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虚拟货币挖矿相关纠纷的裁判，呈现出鲜明的“价值导向”特征——以公共利益为标尺，否定挖矿合同的效力。
在“李某诉某科技公司矿机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原告购买矿机后用于比特币挖矿，后因政策清退导致矿机无法使用，遂诉请法院判令解除合同并返还货款，法院审理认为，虚拟货币挖矿活动违反国家能源政策与产业政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据《民法典》第153条“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认定矿机买卖合同无效，判决双方互相返还财产，类似案例中，法院普遍认为，挖矿合同的目的（获取虚拟货币）本身即违反政策禁止性规定，且与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相悖，故无论合同形式如何，均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挖矿产生的收益，法院亦持否定态度，在“王某与张某挖矿合作纠纷案”中，双方约定共同出资挖矿并分配收益，后因合作纠纷诉至法院，法院明确，虚拟货币挖矿收益不具有法律保护的基础，任何通过挖矿获取虚拟货币的行为均不受法律认可，故对原告主张分割收益的请求不予支持，这一裁判规则有效遏制了“变相承认挖矿合法性”的倾向，维护了金融监管秩序。
随着挖矿产业链的延伸,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型纠纷亦愈发复杂，矿机托管合同纠纷、算力租赁合同纠纷、“矿池”运营责任纠纷等，均对法院的裁判能力提出挑战。
在“某数据中心与矿企托管合同纠纷案”中，矿企将矿机托管于数据中心，后因政策清退被要求断电，矿企诉请赔偿损失，法院审理认为，数据中心作为专业服务提供方，应当知晓挖矿活动的政策风险，其与矿企签订托管合同的行为本身即存在过错，但矿企以违法目的订立合同，亦对损失负有主要责任，法院根据双方过错程度，判决数据中心承担部分补充赔偿责任，而非全额赔偿，这一案例体现了法院在“合同无效”后的责任分配中，兼顾“过错相抵”与“利益平衡”的裁判智慧。
对于“借挖矿之名行诈骗之实”的刑事案件，法院则通过刑事打击强化震慑，某犯罪团伙以“云挖矿”为诱饵，骗取投资者资金超亿元，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此类裁判表明，司法对“伪挖矿”犯罪行为保持“零容忍”，切实保护投资者财产安全。
法院对虚拟货币挖矿纠纷的裁判,不仅是对个案的回应，更蕴含着对新兴行业治理的深层思考，司法通过否定挖矿合同效力、排除收益保护，为政策落地提供了“司法强制力”，确保了绿色发展与金融安全等公共利益优先；通过细化责任分配、打击犯罪行为，引导市场主体树立“合规意识”，避免因逐利而触碰法律红线。
随着虚拟货币技术的迭代与监管政策的完善,司法实践仍需进一步回应新问题：以“绿色挖矿”“低能耗算力”为噱头的变相挖矿如何界定？跨境挖矿纠纷的管辖与法律适用规则如何构建？这些问题的答案，既需要法院在个案中积累经验，也需要立法、监管与司法的协同发力，共同构建“预防-规制-救济”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