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虚拟货币挖矿是科技与财富的代名词——矿机房昼夜不息的轰鸣、显卡价格的疯狂飙升、普通人投身“挖矿热”的狂热，共同勾勒出一个看似充满机遇的数字淘金时代，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出台政策限制甚至全面禁止虚拟货币挖矿，这一曾经的“香饽饽”为何迅速退潮？其背后是能源、政策、经济与生态的多重考量的结果。
虚拟货币挖矿的本质是通过大量计算能力争夺记账权，从而获得加密货币奖励，这一过程极度依赖电力，尤其是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工作量证明”（PoW）机制，其能源消耗堪称天文数字，剑桥大学替代金融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比特币挖矿年耗电量一度超过挪威、阿根廷等国家的全国用电总量，相当于全球总用电量的0.5%-1%。
虚拟货币挖矿曾集中在能源丰富、电价低廉的地区，如四川的水电、内蒙古的火电，丰水期时，矿场“以水定电”，甚至挤占居民用电和工业用电；枯水期则转向火电，导致碳排放激增，202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明高公开指出，比特币挖矿年耗电量约2000亿度，相当于2.1亿吨标准煤的燃烧，与整个北京市的年用电量相当，这种“以高能耗换高收益”的模式，与全球“碳中和”目标背道而驰，也与中国“双碳”战略（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要求产生尖锐矛盾，能源浪费与碳排放压力,成为各国限制挖矿的最直接动因。
虚拟货币挖矿的产业链与金融系统、能源系统深度绑定，其无序扩张潜藏着多重风险，这也是各国加强监管的核心原因。
金融风险不容忽视，虚拟货币价格波动剧烈，挖矿行为本质上是“投机性投资”，大量资本涌入可能导致资源错配，甚至引发局部金融风险，2021年中国内蒙古曾因“挖矿”导致电力供需失衡，影响当地工业生产和民生用电，暴露出挖矿对能源安全的冲击。
挖矿产业链常与非法活动挂钩，部分矿场利用监管漏洞，通过“黑电”（如偷电、盗采电力）降低成本，破坏电力市场秩序；更有甚者，利用挖矿进行洗钱、逃税等违法犯罪活动，虚拟货币的去中心化特性使其容易成为资本外流的工具，威胁国家金融稳定。
2021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明确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严禁新增虚拟货币挖矿项目，并要求现存挖矿活动全面退出，这一政策并非中国“独有”，美国、欧盟、俄罗斯、伊朗等国家和地区也相继出台限制措施，旨在将挖矿纳入监管框架,防范系统性风险。
虚拟货币挖矿的“暴利”曾吸引大量资本、人才和硬件资源涌入，对实体经济造成“虹吸效应”，在高额利润驱动下，部分企业甚至放弃主营业务转而投身挖矿，导致社会资源错配，显卡市场因挖矿需求而出现“一卡难求”，不仅推高普通消费者的购买成本，还冲击了游戏、人工智能等依赖显卡的实体产业发展。
从经济结构优化的角度看，虚拟货币挖矿的附加值较低，属于“资源消耗型”产业，而实体经济中的高端制造、科技创新、绿色能源等领域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限制挖矿，实际上是引导资本、电力、人才等资源从低效、高耗能的领域流向高效、可持续的实体经济，为经济转型升级腾出空间，以中国为例，限制挖矿后，四川、内蒙古等地的电力资源更多用于支持清洁能源产业、数据中心和新兴制造业,实现了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
除了能源消耗，挖矿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同样不容忽视，在部分偏远地区，矿场为追求低廉电力，甚至占用耕地、林地建设机房，破坏植被和生态平衡；挖矿产生的电子垃圾（如损坏的显卡、矿机）若处理不当，将严重污染土壤和水源。
更重要的是，虚拟货币挖矿的“碳足迹”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相悖，随着各国对气候变化的重视，减少碳排放已成为国际共识，若放任挖矿无序发展，将加剧全球温室效应，与《巴黎协定》的目标背道而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率先限制挖矿，既是履行国际气候责任的体现,也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
虚拟货币挖矿的退潮，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能源、政策、经济、生态等多重考量的必然选择，这一过程虽然短期内可能影响部分相关从业者的利益，但从长远看，有助于规避金融风险、优化资源配置、保护生态环境，为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