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全面叫停了虚拟货币“挖矿”活动，这一举措标志着中国对虚拟货币的监管进入“强监管”时代，也引发了社会广泛讨论：国内还能虚拟货币挖矿吗？ 答案已十分明确——国内虚拟货币挖矿已被全面禁止，任何相关行为均属违法，本文将围绕政策背景、禁止原因、现状影响及未来方向展开分析。
虚拟货币挖矿在中国并非一开始就被禁止,早在2017年，为防范ICO（首次代币发行）风险，七部委叫停ICO，但并未直接禁止挖矿，部分地区的挖矿活动甚至因能带动电力消耗和就业而一度被默许。
随着虚拟货币市场快速发展,挖矿的负面影响逐渐凸显：能源消耗巨大（尤其以比特币挖矿为代表的高能耗行业）、加剧碳排放（与“双碳”目标冲突）、金融风险外溢（通过挖矿转移资产、逃避监管）等问题引发监管部门高度重视。
2021年的《通知》彻底划清了红线：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开展相关业务，存量矿场应立即关停，地方需落实属地责任，严肃查处非法挖矿行为。《通知》明确，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通过互联网向我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属于非法金融活动。
监管层全面禁止虚拟货币挖矿,并非“一刀切”的简单决策，而是基于对经济、社会、能源等多维度风险的综合考量：
能源与环保压力
虚拟货币挖矿（尤其是比特币）依赖高性能计算机进行“哈希运算”，耗电量惊人，据剑桥大学替代金融研究中心数据，2021年全球比特币挖矿年耗电量约1300亿千瓦时，超过挪威全国用电量，中国曾是全球最大的挖矿集中地，2020年算力占比一度达65%，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挖矿小作坊”挤占居民用电、推高电价的情况，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高耗能、低产出的挖矿活动显然与绿色发展理念背道而驰。
金融风险与监管套利
挖矿是虚拟货币产业链的源头，其背后关联着非法集资、洗钱、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部分不法分子以“挖矿投资”为名，通过高收益诱惑公众参与非法集资，甚至利用挖矿转移资产、逃避外汇监管，挖矿收益常与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对接，成为资本外流的隐通道，威胁国家金融安全。
产业升级与资源错配
挖矿属于典型的“资源消耗型”产业，依赖廉价电力和硬件投入，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带动有限，相比之下，国家鼓励发展的芯片制造、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产业，更需要电力、算力等资源支持，禁止挖矿，可将资源向高技术、高附加值领域倾斜，助力经济结构转型。
政策落地后,国内虚拟货币挖矿活动迅速从“地上”转入“地下”，但整体规模已大幅萎缩，据中国通信工业协会区块链专业委员会数据，2022年中国比特币挖矿算力占比已降至7%以下，大量矿场主选择将设备转移至海外（如哈萨克斯坦、伊朗、美国等），或在国内“偷偷挖矿”面临法律风险。
国内现状：
全球影响：
中国退出后，全球挖矿市场格局重塑，哈萨克斯坦、美国成为新的算力集中地，但这些地区的电力稳定性、监管政策及环保问题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哈萨克斯坦曾因挖矿导致电力短缺，2022年出台政策限制新增挖矿项目；美国德州等地区虽以“廉价能源 友好政策”吸引矿场，但也面临环保组织的抗议。
对于“国内能否重启挖矿”的疑问，当前政策信号已十分清晰：短期内不可能解禁，长期看也无重启必要。
监管层对虚拟货币的定位始终明确——不具有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挖矿作为虚拟货币的“源头”，其与金融投机、能源消耗的绑定关系难以切割，一旦重启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中国正加速布局“合规”的算力基础设施，如东数西算工程、国家算力枢纽节点等，这些项目聚焦数据中心、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算力建设，服务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与虚拟货币挖矿有本质区别，国内算力资源将更多向支持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方向倾斜，而非“无意义”的哈希运算。
虚拟货币技术本身（如区块链）的创新价值仍被认可，国内对区块链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并未禁止，反而出台《“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等政策推动区块链与实体经济融合，或可在“无币区块链”领域探索更多应用场景，如供应链金融、数字政务、跨境结算等，实现技术价值的“去虚拟化”回归。
国内虚拟货币挖矿的全面禁止,是中国在特定发展阶段为防范风险、推动绿色转型、保障金融安全的必然选择，尽管短期内对部分行业和从业者造成冲击，但从长远看，这一政策有助于引导资源向更可持续、更具创新价值的领域集中，对于普通公众而言，需明确“虚拟货币挖矿在国内非法”的底线，远离相关炒作活动；对于行业而言，唯有放弃幻想、拥抱合规，在技术创新与实体经济的结合中寻找新机遇，才是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