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比特币、以太坊为代表的虚拟货币引发全球关注，其背后的“挖矿”行为也随之成为焦点，在我国，虚拟货币挖矿并非简单的“技术探索”或“投资行为”，而是被明确禁止的违法违纪活动，随着监管政策的持续收紧和执法案例的不断曝光，虚拟货币挖矿的非法性、危害性日益凸显，任何试图触碰这条红线的行为，都将面临法律的严惩和纪律的追究。
虚拟货币挖矿本质上是大量消耗电力、计算资源进行哈希运算，以获取虚拟货币奖励的过程，我国对虚拟货币挖矿的禁令并非“一刀切”的临时举措，而是基于能源安全、金融稳定、环境保护等多重考量的系统性规制。
2021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将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包括挖矿）定义为“非法金融活动”，指出“虚拟货币挖矿行为能耗高、效率低、污染重，对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不利”，要求“严禁新增虚拟货币挖矿项目，并逐步清退存量”，这一《通知》以部门规章形式，彻底否定了虚拟货币挖矿的合法性。
此后,各地各部门相继出台配套措施：国家发改委将虚拟货币挖矿列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的“淘汰类产业”；内蒙古、青海、四川等曾经是“挖矿重镇”的省份，开展全面清理整顿，关停大量矿场；工信部、国家能源局等部门明确要求，严禁以任何名义发展虚拟货币挖矿项目，这些政策文件共同构成了一张“禁网”，清晰传递出“虚拟货币挖矿不合法”的监管信号。
虚拟货币挖矿的泛滥,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多重负面影响，这也是其被严厉禁止的根本原因。
其一，严重浪费能源，冲击“双碳”目标。 据剑桥大学研究数据，全球比特币挖矿年耗电量相当于挪威全国用电量，而我国一度是全球最大的虚拟货币挖矿国，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挖矿”挤占民生用电、工业用电的情况，在能源结构转型、碳减排压力巨大的背景下，这种高耗能、低产出的“产业”与我国绿色发展理念背道而驰，必须坚决淘汰。
其二，扰乱金融秩序，滋生违法犯罪风险。 虚拟货币挖矿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常与非法集资、洗钱、逃税等违法犯罪行为交织，部分不法分子以“挖矿投资”为幌子，通过高息诱惑公众参与集资，形成“庞氏骗局”；更有甚者利用虚拟货币的匿名性，将黑钱、赃钱通过“挖矿-交易”渠道“洗白”，严重破坏金融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
其三，助长投机氛围，危害经济安全。 虚拟货币价格剧烈波动，挖矿行为本质上是“以算力追逐暴利”，极易助长投机心理，大量资本和资源涌入挖矿领域，会挤占实体经济的信贷资源和人才、技术要素，影响国家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战略，虚拟货币的“去中心化”特性挑战了货币发行权和管理权，对国家金融主权构成潜在威胁。
其四，埋藏安全隐患，加剧社会风险。 挖矿活动常伴随“盗电”“破坏电力设施”等行为，部分地区出现矿场私拉乱接电线、变压器过载引发火灾的安全事故；虚拟货币交易的匿名性也为跨境资金流动、电信诈骗等犯罪提供了便利，增加了社会治理难度。
对于虚拟货币挖矿行为,我国并非仅有“禁止性规定”，更配套了严格的法律责任和纪律处分机制，形成“违法必究、违纪必惩”的高压态势。
从法律责任看，违法挖矿将承担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
从纪律处分看，党员干部参与挖矿将“零容忍”。
2021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明确发文，指出“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参与虚拟货币挖矿，或为挖矿活动提供便利、谋取私利，属于违纪行为”，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此类行为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非法占有”等违纪条款，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022年，某地国企负责人利用职权为企业挖矿项目提供电力支持并收受贿赂，最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送司法机关。
虚拟货币挖矿的“暴利”表象背后，是巨大的法律风险和社会成本，近年来，随着监管技术的提升（如通过电力大数据监测异常用电）和执法力度的加大，各地关停矿场、追究责任的案例屡见不鲜，释放出“任何侥幸心理都将付出代价”的强烈信号。
对个人而言,参与虚拟货币挖矿不仅可能血本无归，更可能因违法违纪留下案底，影响个人信用和职业发展；对企业而言，涉足挖矿业务将面临政策风险、市场风险和法律风险，最终得不偿失；对全社会而言，只有坚决取缔挖矿活动，才能将宝贵的能源、资源导向实体经济和绿色产业，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